孑孓的史學神域

提到美國我們會想到什麼？「先進的國家」、「自由的國度」、「世界秩序的維護者」？這是我們多數人對於美國的想像，也就是實質意義的「美國夢」。然而，在布萊恩‧史蒂文森先生（Bryan Stevenson）的筆下卻是滿滿的控訴，控訴美國司法的不公、控訴著美國對於種族的歧視、控訴著性別的不平等．．．．．．。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許已經無法瞭解二十世紀的世界，前幾日看到一篇文提到「臺灣的民主是近三十年才形成的。」我看到時是多麼驚訝，出生於1998年的我來說，二十世紀是多麼的遙遠，儘管我是二十世紀出生的。我就算讀了歷史系四年，歷史與時間的距離，總是說不清楚，我實在難以想像那不民主的社會是離我們如此的近。而《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一書更打破了我心中那「美國夢」，也許，「美國夢」仍是那已長眠五十幾年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一場美夢罷了。全美國有230萬的人口被關在監獄中，有700萬人緩刑及假釋中，近1000萬的犯罪人口，18-30歲的黑人男子有三分之一在拘留所、監獄，或是假釋中，在大城市的年輕人更又一半的有色人種有犯罪前科。

「在這世界的大多數地方，貧窮的對立面並不是富有，而是『正義』！」這是史蒂文森先生的名言之一，因為沒有錢上訴，因為出生低賤而被懷疑犯案，因為不識字而無法寫述狀……只因為貧窮、社會地位低下，許多應有的權利藝點藝點的被吞噬被剝奪。「知識」及「經濟」主宰了一個人的社會定位，這一個被民主、自由包裝的「種性制度」，「公平」一詞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蕩然無存。

「你不該在這裡(死牢)而是待在醫院裡接受治療！」同名電影中飾演安東尼‧雷‧辛頓（Anthony Ray Hinton）的小歐席亞‧傑克森（O’Shea Jackson Jr.）對著飾演收到行刑日期的赫伯‧理查森（Herbert Richardson）的羅伯‧摩根（Rob Morgan）說出最讓人痛心的一句話，這句話是多麼沉重，是對於社會福利不完善的嚴重控訴，犯罪者也許對於年少的我來說是不可原諒的，那時我無法體會出一個死刑犯是社會整體遇到的問題，不管事醫療體系或是教育體制的問題，甚至是國家的就業輔導及弱勢福利等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用我們所做過最糟糕的事來定義，我們遠遠不僅於此。」史蒂文森先生在書中不斷反覆提到這樣的概念，尤其在講青少年犯罪時，美國判處青少年死刑及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等相當沉重的刑罰。雖然經過司法平等倡議委員會（Equal Justice Initiative）的努力美國的司法體制有些進步，邁向人權公平也許還有一大段距離，但卻在築起一個司法平等的「美國夢」。

《Just Mercy: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被說是電影改編原著小說，但是卻是一本承載著司法史、種族史的人性備忘錄。

何謂「序」？過去我甚少會讀序，認為「序」不外乎是推銷該書本，過去我都是跳過的。然而我們在讀《史記》時卻要從最後一章的〈太史公自序〉讀起，撰寫文章時要寫〈緒論〉。「序」不論在古今都成為書中必要出現的一環。前陣子對於「序」我將其解釋為作者寫（譯）該書過程的自傳，從寫作到出版的過程。不管「序」的寫作目的為何，我想不管是否為推銷，仍有可讀之處。遠流出版的《一九八四》有三篇序，分別是遠流經典文學新譯系列的總序、推薦序及譯者序三篇。三篇序以不同角度、形式介紹《一九八四》及翻譯著作。

    其中總序〈聽見譯者的聲音〉最長也最為有趣，作者賴慈芸開頭便問讀者：「世界文學經典的全譯本有可能有諸多版本，我們會如何選擇？是比較封面、印刷字體（大小）、推薦者、出版社名聲、出版年代、還是譯者？」文中將譯者比喻為演奏家，一首曲子雖然作曲家決定了音符和節奏，但是聽眾卻聽的是演奏家的詮釋。作者決定了故事的內容，而把故事說出來卻是譯者。又引了村上春樹的話：翻譯有「賞味期限」，翻譯作品像是建築，三十年該翻修，五十年該重建。語言不斷在改變，時髦與言會過時，新奇語法會變得平常，因此每個時代都需新的譯本。總序說明了該系列書籍重新翻譯的重要性，我想此是不可否認的，前者撰述的譯者重要性，以演奏家比喻相當有趣且合理，以最簡單且具說服力的方式說明了譯者與文本之關係。愛德華·卡耳(Edward.H.Carr)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就是最好之例子，現在市面上江政寬譯本與王任光先生譯本可謂相差甚大，這之後還可以講。

另外賴慈芸在〈聽見譯者的聲音〉說明過去翻譯的時代背景甚是有趣，戰後至今台灣經典文學翻譯市場始終仰賴大陸譯本，依賴程度可能超過大多數人的想像。台灣在站前半世紀受日本殖民，受日本教育，官方語言譯是日文，漢人移民以閩粵為主，日常語用閩南語和客家語，而在此同時中國如火如荼地進入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期在推行白話文時，受日本統治的台灣，私塾仍教授文言文。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人民在語言上的隔閡比起我們所知更甚，由於白話文翻譯工作對於不善白話文寫作的台灣人來說實在不易，故除了隨國民政府遷台的譯者外，依賴大陸譯本變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上述賴慈芸雖是解釋經典文學譯本為何依賴大陸，然而直至今日外文書我們仍靠大陸譯著，身為柯律格先生的粉絲的我「身受其害」(苦笑。

    而推薦序〈雙重科緩小說〉則以讀者角度說明《一九八四》在經典文學中所扮演之角色。以小說中「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這句名言提醒著我們今日科技對現代人的監控。推薦者更以相當優美的文句將其烙印在我心中，「身為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仍舊必須將《一九八四》列為經典­—雖然『一九八四』早已成為歷史，《一九八四》卻永遠不會是過時的預言。」

譯者序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如學術論文做了前人回顧，分析了市面上過去的譯本。二則是說明了譯者翻譯的過程，從讀者到譯者的演進，並從生活說明《一九八四》翻譯時的體悟，與其說是序的存在，更可以說是作為一種導讀。

     對於秦亡六國統一天下的原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闡述，尤其在宋代更甚。三蘇父子就各寫了一篇〈六國論〉，另外何去非議寫過一篇。其中最為著名者，就是蘇洵的，蘇洵認為秦能亡六國的最大的原因是「賂秦」說，而其子蘇轍都也寫了〈六國論〉其中蘇軾提到「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國的矛頭都指向了魏、韓，而魏、韓單方面的阻擋。蘇軾則對用人著墨，其論點與司馬光似，尤對於客卿之論述。

     蘇轍〈六國論〉言「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此與司馬光有志一同，然而在春秋人人稱王的時代，六國不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也已經無封建宗法之約束，個諸侯無附庸關係，肉若強食各懷鬼胎，自然盟約容易破滅。

    綜述論之，就如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論》所言「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秦國以各種方式蠶食，一點一滴的將六國併吞，故難以已一種論述涵蓋。司馬光所提之「曏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可以說是一種涵括性的面向，蘇軾所提到的韓魏的單方面阻擋，及是一種六國不團結的表象，更不用說蘇轍所提的「背盟敗約、自相屠滅」。蘇洵的「賂秦」說雖被後世解讀為蘇洵對宋代歲幣制度的質疑。這也是一個不團結各自臣服秦的表象。

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分為二部分。一是內在結構，二是外在影響。余先生將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與呂思勉先生《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等著作相比，以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所提「圓而神」的「撰述」與「方以智」的「記注」。

余先生對《文史通義》〈書教〉解析甚是精闢，引《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提出《文史通義》史學理念與現代不同處。從余先生解釋中能知道，當時史學將「記注」與「撰述」分野，且「史學」注重的是「撰述」。「記注」的「整輯排比」、「參互搜討」對於資料收集及整理對照，在對於現代史學可是不小的功夫，由此角度又不禁使人發問「何謂歷史？」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又再次浮現腦海。

     之前閱讀John H. Arnold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其中提到「歷史」及「歷史編纂」的不同，現代史學受到西方引響，編纂成為史學的課題。尤其十九世紀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的利奧波德·馮·蘭克出現，開始強調一手材料與證據，從此史家開始關注史學的「科學性」及「客觀性」，「整輯排比」與「參互搜討」成為了史學的重要環節。尤其現代史學強調詳引出處，學術圈也譴責抄襲行為，這樣的功夫更甚，註腳的使用及參考書目的增列，都成為論文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雖然余先生的學識實在令人敬佩，但是其對於老師錢賓四先生的論述實在是太過偏袒。《國史大綱》固然是史學名著，然從文章中余先生對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徧檢。」解讀，可見其偏袒處，認為此乃陳寅恪之謙詞，意謂所引是陳先生不熟悉或未見過的材料，顯示錢先生運用史料之廣博和深入表示欽佩，並言非對「未詳出處」無任何不滿。這樣的解讀實在太過，文中提到「錢先生僅取其字面涵義，也引為憾事。」錢先生都引為憾事，何來深層涵義。甚至錢先生在《師友雜憶》回憶一九三七年底，從北京逃難到湖南的過程裡提到「惜《國史大綱》為求簡要，所鈔材料多不注明出處，後遂無可記憶矣！」由此可知，錢先生自己是知道材料多不注明出處的，又要從何辯駁？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國史大綱》在「撰述」上的成就，尤其在二十世紀紛亂的年代，產出一本國史巨作可謂相當不容易。國史大綱所提出的論點及史學方法是值得考究的。

        司馬光在卷六引用揚雄《法言》三次，分別是回答了『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非憂說之不合，非邪？』等問題，這些問題皆是針對人物的批評。

        揚雄對這些文題進行了回答分別批評戰國四君子「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呂不韋「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此二是對權臣的批評。司馬光引用揚雄的論點，也許是對揚雄的贊同，也許是司馬光對當時代的批評。

        另外司馬光對於韓非引揚雄的「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及「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這裡講的都是禮義，然司馬光對其批評更甚，韓人為秦出謀劃策來滅自己的國家，認為其死有餘辜。

        由此可知，司馬光可以說是繼承了揚雄批評的傳統，對人物的評價，並且繼承他對於一個人臣該盡的義務及覬覦皇權者的批判是相當嚴重的。然揚雄備受批評乃因其與王莽交好，使人思索何謂君臣，而司馬光曰之君臣又為何?是否完全繼承了揚雄之觀點? 司馬光的角度，揚雄究竟又是何形象呢?

余英時先生文中提出幾個問題，諸子百家的興起做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研究應該要如何理解？他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如何連成一體？文章中以時代的變動與思想突破作為節，闡述中國文化的演進，文章分成四部分，講述四次的思想突破：一是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講述春秋戰國時第一次的哲學突破，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出現，「士」階層的起源與流變；二是個體自由與群體秩序，講述魏晉時期第二次的哲學突破，講述「士」階層的思想變化，由群體的概念轉變為個體自由意志；三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講述宋代時第三次的哲學突破，「士」階層的組成的改變，「士」與「民」的關係改變，由於科舉的發展「士」不再是特定的階層，「民」也能轉變為「士」；四是士商互動與覺民行道，講述明代王陽明所開啟的第四次的哲學突破，由於明代的「廷杖之刑」，使士不願繼承宋代「得君行道」的思想，變為「獨善其身」，因此強調「致良知」，也造成後來的「士商合流」。

我覺得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有些難懂，我看了許久才有些頭緒，這篇文章我用兩個角度去閱讀，一種是以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欣賞余先生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發現余先生的許多有趣的觀點；另種則是用我對於中國思想的了解，來看這篇文章，這種角度看到余先生對中國經典詮釋與我的不同甚至我認為其中有些謬誤，因此有些部分我不太能認同。除了余先生思想上與我詮釋的不同外，余先生有許多方面是我不及的，比方對宋明理學的了解，這方面我實在有所不足，因此看這篇文章非常吃力，也不太能了解余先生部分的想法。

首先余先生用「禮壞樂崩」講述六藝、王官之學的流入民間，「士」階層的崛起，然後諸子百家之學也就此出現。這種解釋是大多數人所認同的，禮壞樂崩，使「巫」不在能掌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體系。過去我們國高中上課，往往就是背「封建瓦解，貴族沒落，平民崛起」一句話帶過，然後諸子百家就理所當然地出現。往往忽略了思想的轉變，影響政治替系、經濟型態、社會結構、宗教狀態等等導致變革。

然而另一方面余先生對這項觀點的舉例使用《莊子．天下》篇的詮釋，我不太能贊成，我認為余先生的詮釋是斷章取義的詮釋，我認為《莊子．天下》篇與思想史並無太大的關係：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褊，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註1】

講到宋代除了我們印象的貧弱、壟官、重文輕武外，很難想像宋代的成就，尤其在「禮」上的成就。

陳芳妹教授在其書《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中，便闡述「在劉敞、歐陽修、蘇軾、呂大臨等人的參與下，士大夫之間出現了收藏、研究鼎彞之器的風氣，並在徽宗朝「隆禮作樂」的推動下，形成官、民之間仿製古器的風潮。」王國維也表示過：「漢代孔子壁中書出，而有古文經之學；宋代古器物出，而有金石學。」宋代一改過去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開始專注關注於禮器研究，而「禮」在這時代更成為了幾乎髓有著名人物的職業，除了上述的歐陽修、蘇軾，李清照夫婦更是《金石錄》的作者。

司馬光在宋朝政治史上扮演著守舊派，對於熙寧變法抱持反對。司馬光亦沒缺席這個「禮」學的探尋。卷一內的兩段「臣光曰」便是談「禮」及「名分」，司馬光生於一個對「禮」熱情的時代，自然其思想也被其所引響。

魏濤教授更是透過宋代學者衛湜的《禮記集說》輯佚司馬光《《大學》廣義》張載《禮記說》，另外楊治平老師〈宋代理學「禮即是理」觀念的形成背景〉亦文中雖只提到張載，但以魏濤老師的研究成果，將司馬光與張載之關聯，司馬光的確無形的影響後世「禮」學者的思想。

雖然司馬光對於禮學的認識並非像當時所流行的金石研究，而是較像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對於《〈大學〉廣義》，而的二段的「臣光曰」便可見一斑。言聖人、君子、愚人、小人，討論正直中和，從此可知，其對《大學》、《中庸》有相當的了解。

　　在司馬光《進書表》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對《資治通鑑》的斷代「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然而春秋與戰國的時間斷點是一直以來沒有絕對時間點的。可大致分為三種論述。有以周王的更替為斷點，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元王上任)，甚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有以《春秋》終點為斷點又可分三種，《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或《左氏傳》的結束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甚至是孔子去世的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後則以戰國起始，而「戰國」一詞出處《戰國策》所載乃起周貞定王（公元前453年）的三家滅智，或三家分晉的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資治通鑑》便是使用最後一個觀點，以三家分晉為戰國之開始。雖是以這樣解釋，但不足以說明為何司馬光不以更早時間點做為《資治通鑑》的開始。再從《進書表》中探究司馬光之作意。其書的目的「欲删削宂長」並且「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由此便能解釋其開端用三家分晉。其一，欲删削宂長，「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因此其開端至少要覆蓋漢代。其二，三家分晉為周王權衰弱、周禮崩壞的象徵，乃國家盛衰。其三，我臆測司馬光想繼《春秋》，故以戰國為起始，以「春秋筆法」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在讀余英時先生〈《國史大綱》發微──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時喚起了我許多記憶。

　　我想起的李淑珍老師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記得我還是大一時偶然聽李老師的講座，談這篇文章。當時的心情是相當感動的。今日想起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在快速重讀時，又再次莫名的感動。李老師在文中提到「『中國通史』寫作的出現，是二十世紀的特殊現象。」在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在章太炎、梁啟超的振臂一呼下，諸多史家響應了這樣的寫作活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生活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更何況還要在那時代撰寫長達三四千年的長篇史書。不管事資料的取得，或是撰寫之方法。這些史家是可敬的，當時被李老師的結語感動到，至今來看依然十分的動人。

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所言：人需要歷史以獲得自我了解(包括『小我』與『大我』)，可是一切理解都無法逃脫無常。我們尋得的意義，也必然有其歷史性的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生命畫廊』或『國家史詩』，都是史家企圖克服『無常』的嘗試。結果也許終歸失敗，但是這些『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已經見證了人面對巨大無情的力量的奮鬥。那麼，史學工作本身，也就已經是一種生命教育。

當然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國史論述都抱有著自己的立場及觀點，不論是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也許都有對抗帝國主義的味道，也許都擁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對時代有所期望。也有些缺點如李老師所說：「肯定軍事擴張，維護特定階級利益，漠視少數民族，而且通常忽略女性。」現代回頭來看，的確是個圈點，尤其立場的不客觀，在現代史學，或當時所流行的蘭克史學是不允許的。

也就是這樣複雜的時代，也許就是有這些缺失，這些前人所留下的「中國通史」才會如此迷人，值得使後人研究。

很少人會討論「何謂哲學？」、「何謂中文？」，「何謂歷史？」卻吸引著大家討論。我想就是因為「何謂歷史？」特別使人迷惑吧?

我相當喜歡討論歷史理論，而現在我是不得不討論。近期在找研究題材，才發現「何謂歷史？」的重要性。最近找題目，深怕研究的題目變為中文系或哲學系的範疇。尤思想使更甚，研究上古、中古思想，容易做文字上解讀，而走向近似中文系；研究近代、現代思想，容易對思想詮釋比較，研究近似哲學系。

中文、歷史、哲學同為人文學科必有相似處，但絕非不分家。但這之間要如何拿捏呢？如果以「文字上的意義是中文系的範疇，思想的詮釋是哲學系的範疇，為什麼那個時代出現這樣的思想是歷史系的範疇。」這樣的解釋將歷史學的範疇變得很狹隘，但這也是我目前能做出最保守且「安全」的研究方向。

   歷史學系讀了三年，對於最基本的史學導論只是略懂略懂，對於「歷史」是什麼總沒有個答案。歷史是一種思考方法？歷史是門學科？在入學前，「歷史」是什麼？並沒有標準答案，可能是具故事的、杜撰的、有趣的、枯燥的、要背的……。

    卡耳（E．H．Carr 1892-1982）在《何謂歷史》在前幾頁引：「我總覺得很怪，歷史大部分是杜撰出來的，他不應該如此枯燥乏味。」這句話出自小說《諾桑絕寺》女主角之口，我不禁感嘆凱薩琳‧莫爾蘭是杜撰出來的，他不應該如此有趣。

「歷史」是杜撰的?《諾桑絕寺》作者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1775-1817)可能如此認為。一直到1830年代十九世紀史學走向「求真」之路，蘭克史學出現將史學推向新的世界。

「文獻就是事實這座神殿的約櫃( Ark of the Covenant )。歷史學家恭敬的低著頭著手處理他們，以敬畏的聲調談論他們。只要文獻所言，那就是對的。」卡耳將文獻譬喻為約櫃充分表現了「十九世紀事實崇拜( fetishism )，因為文獻崇拜而更徹底，更有正當理由」一言。

卡耳又講「蘭克相信，只要處理好事實，那麼天意（divine providence）就會負責歷史意義。」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更是將歷史歸功於上帝，言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觀。我將其綜合理解為「歷史神域只接受事實，而其意義乃神喻」，歷史學家只需要將事實(文獻)帶往『神域』，而歷史帶給人何貢獻或所帶來之反思都乃神喻，就如神在耳邊低述著。

    接續上一篇的話題，是否有可能完整的紀錄歷史呢？《歷史的再思考》是質疑的，在第一章詹京斯定義什麼是歷史，分為理論上和實踐上，其中理論上又分為二，第一說了：「歷史History（在英文裡）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歷史學，一個是過去」，我也用我上次推薦的「劍橋線上英文字典」查了：

第一，( the study of or a record of) past events considered together, especially events of a particular period, country, or subject. 一種經考慮後(研究或紀錄)的過去，特別是對特定時期、國家或者事件。(我翻得不好請見諒)，簡單來說就是歷史學，其中提到「有特定是『特別的』『特定的』、考慮後」可以從中見到，歷史學有透過「人」的思考、篩選。

第二，something that happened or ended a long time ago and is not important now, or a person who is not important now, although they were in the past. 一種發生或結束很久且不重要的人或事件，儘管曾發生過。簡單來說就是不重要的過去。這對歷史系的來說不好懂，哪有不重要的過去？所以看了下面例句：Last year's report is ancient history and totally irrelevan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去年的報告已經是古老的歷史了，與當前的情況毫無關係。

「看完後那詹京斯想說什麼？」嗯~~問得好，我就以刀劍神域的劇場版序列戰爭做為底本來談詹京斯吧!

接下來有雷!!沒看過這部神作!!還不快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