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司馬光在卷六引用揚雄《法言》三次，分別是回答了『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非憂說之不合，非邪？』等問題，這些問題皆是針對人物的批評。

        揚雄對這些文題進行了回答分別批評戰國四君子「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呂不韋「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此二是對權臣的批評。司馬光引用揚雄的論點，也許是對揚雄的贊同，也許是司馬光對當時代的批評。

余英時先生文中提出幾個問題，諸子百家的興起做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研究應該要如何理解？他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如何連成一體？文章中以時代的變動與思想突破作為節，闡述中國文化的演進，文章分成四部分，講述四次的思想突破：一是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講述春秋戰國時第一次的哲學突破，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出現，「士」階層的起源與流變；二是個體自由與群體秩序，講述魏晉時期第二次的哲學突破，講述「士」階層的思想變化，由群體的概念轉變為個體自由意志；三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講述宋代時第三次的哲學突破，「士」階層的組成的改變，「士」與「民」的關係改變，由於科舉的發展「士」不再是特定的階層，「民」也能轉變為「士」；四是士商互動與覺民行道，講述明代王陽明所開啟的第四次的哲學突破，由於明代的「廷杖之刑」，使士不願繼承宋代「得君行道」的思想，變為「獨善其身」，因此強調「致良知」，也造成後來的「士商合流」。

我覺得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有些難懂，我看了許久才有些頭緒，這篇文章我用兩個角度去閱讀，一種是以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欣賞余先生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發現余先生的許多有趣的觀點；另種則是用我對於中國思想的了解，來看這篇文章，這種角度看到余先生對中國經典詮釋與我的不同甚至我認為其中有些謬誤，因此有些部分我不太能認同。除了余先生思想上與我詮釋的不同外，余先生有許多方面是我不及的，比方對宋明理學的了解，這方面我實在有所不足，因此看這篇文章非常吃力，也不太能了解余先生部分的想法。

很少人會討論「何謂哲學？」、「何謂中文？」，「何謂歷史？」卻吸引著大家討論。我想就是因為「何謂歷史？」特別使人迷惑吧?

我相當喜歡討論歷史理論，而現在我是不得不討論。近期在找研究題材，才發現「何謂歷史？」的重要性。最近找題目，深怕研究的題目變為中文系或哲學系的範疇。尤思想使更甚，研究上古、中古思想，容易做文字上解讀，而走向近似中文系；研究近代、現代思想，容易對思想詮釋比較，研究近似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