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司馬光在卷六引用揚雄《法言》三次，分別是回答了『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非憂說之不合，非邪？』等問題，這些問題皆是針對人物的批評。

        揚雄對這些文題進行了回答分別批評戰國四君子「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呂不韋「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此二是對權臣的批評。司馬光引用揚雄的論點，也許是對揚雄的贊同，也許是司馬光對當時代的批評。

        另外司馬光對於韓非引揚雄的「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及「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這裡講的都是禮義，然司馬光對其批評更甚，韓人為秦出謀劃策來滅自己的國家，認為其死有餘辜。

        由此可知，司馬光可以說是繼承了揚雄批評的傳統，對人物的評價，並且繼承他對於一個人臣該盡的義務及覬覦皇權者的批判是相當嚴重的。然揚雄備受批評乃因其與王莽交好，使人思索何謂君臣，而司馬光曰之君臣又為何?是否完全繼承了揚雄之觀點? 司馬光的角度，揚雄究竟又是何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