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秦亡六國統一天下的原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闡述，尤其在宋代更甚。三蘇父子就各寫了一篇〈六國論〉，另外何去非議寫過一篇。其中最為著名者，就是蘇洵的，蘇洵認為秦能亡六國的最大的原因是「賂秦」說，而其子蘇轍都也寫了〈六國論〉其中蘇軾提到「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國的矛頭都指向了魏、韓，而魏、韓單方面的阻擋。蘇軾則對用人著墨，其論點與司馬光似，尤對於客卿之論述。
蘇轍〈六國論〉言「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此與司馬光有志一同，然而在春秋人人稱王的時代，六國不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也已經無封建宗法之約束，個諸侯無附庸關係，肉若強食各懷鬼胎，自然盟約容易破滅。
講到宋代除了我們印象的貧弱、壟官、重文輕武外，很難想像宋代的成就，尤其在「禮」上的成就。
陳芳妹教授在其書《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中，便闡述「在劉敞、歐陽修、蘇軾、呂大臨等人的參與下，士大夫之間出現了收藏、研究鼎彞之器的風氣，並在徽宗朝「隆禮作樂」的推動下，形成官、民之間仿製古器的風潮。」王國維也表示過：「漢代孔子壁中書出，而有古文經之學；宋代古器物出，而有金石學。」宋代一改過去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開始專注關注於禮器研究，而「禮」在這時代更成為了幾乎髓有著名人物的職業，除了上述的歐陽修、蘇軾，李清照夫婦更是《金石錄》的作者。
在司馬光《進書表》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對《資治通鑑》的斷代「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然而春秋與戰國的時間斷點是一直以來沒有絕對時間點的。可大致分為三種論述。有以周王的更替為斷點，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元王上任)，甚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有以《春秋》終點為斷點又可分三種，《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或《左氏傳》的結束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甚至是孔子去世的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後則以戰國起始，而「戰國」一詞出處《戰國策》所載乃起周貞定王（公元前453年）的三家滅智，或三家分晉的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資治通鑑》便是使用最後一個觀點，以三家分晉為戰國之開始。雖是以這樣解釋，但不足以說明為何司馬光不以更早時間點做為《資治通鑑》的開始。再從《進書表》中探究司馬光之作意。其書的目的「欲删削宂長」並且「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由此便能解釋其開端用三家分晉。其一，欲删削宂長，「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因此其開端至少要覆蓋漢代。其二，三家分晉為周王權衰弱、周禮崩壞的象徵，乃國家盛衰。其三，我臆測司馬光想繼《春秋》，故以戰國為起始，以「春秋筆法」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讀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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