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美國我們會想到什麼？「先進的國家」、「自由的國度」、「世界秩序的維護者」？這是我們多數人對於美國的想像，也就是實質意義的「美國夢」。然而，在布萊恩‧史蒂文森先生（Bryan Stevenson）的筆下卻是滿滿的控訴，控訴美國司法的不公、控訴著美國對於種族的歧視、控訴著性別的不平等．．．．．．。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許已經無法瞭解二十世紀的世界，前幾日看到一篇文提到「臺灣的民主是近三十年才形成的。」我看到時是多麼驚訝，出生於1998年的我來說，二十世紀是多麼的遙遠，儘管我是二十世紀出生的。我就算讀了歷史系四年，歷史與時間的距離，總是說不清楚，我實在難以想像那不民主的社會是離我們如此的近。而《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一書更打破了我心中那「美國夢」，也許，「美國夢」仍是那已長眠五十幾年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一場美夢罷了。全美國有230萬的人口被關在監獄中，有700萬人緩刑及假釋中，近1000萬的犯罪人口，18-30歲的黑人男子有三分之一在拘留所、監獄，或是假釋中，在大城市的年輕人更又一半的有色人種有犯罪前科。
何謂「序」？過去我甚少會讀序，認為「序」不外乎是推銷該書本，過去我都是跳過的。然而我們在讀《史記》時卻要從最後一章的〈太史公自序〉讀起，撰寫文章時要寫〈緒論〉。「序」不論在古今都成為書中必要出現的一環。前陣子對於「序」我將其解釋為作者寫（譯）該書過程的自傳，從寫作到出版的過程。不管「序」的寫作目的為何，我想不管是否為推銷，仍有可讀之處。遠流出版的《一九八四》有三篇序，分別是遠流經典文學新譯系列的總序、推薦序及譯者序三篇。三篇序以不同角度、形式介紹《一九八四》及翻譯著作。
其中總序〈聽見譯者的聲音〉最長也最為有趣，作者賴慈芸開頭便問讀者：「世界文學經典的全譯本有可能有諸多版本，我們會如何選擇？是比較封面、印刷字體（大小）、推薦者、出版社名聲、出版年代、還是譯者？」文中將譯者比喻為演奏家，一首曲子雖然作曲家決定了音符和節奏，但是聽眾卻聽的是演奏家的詮釋。作者決定了故事的內容，而把故事說出來卻是譯者。又引了村上春樹的話：翻譯有「賞味期限」，翻譯作品像是建築，三十年該翻修，五十年該重建。語言不斷在改變，時髦與言會過時，新奇語法會變得平常，因此每個時代都需新的譯本。總序說明了該系列書籍重新翻譯的重要性，我想此是不可否認的，前者撰述的譯者重要性，以演奏家比喻相當有趣且合理，以最簡單且具說服力的方式說明了譯者與文本之關係。愛德華·卡耳(Edward.H.Carr)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就是最好之例子，現在市面上江政寬譯本與王任光先生譯本可謂相差甚大，這之後還可以講。
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分為二部分。一是內在結構，二是外在影響。余先生將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與呂思勉先生《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等著作相比，以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所提「圓而神」的「撰述」與「方以智」的「記注」。
余先生對《文史通義》〈書教〉解析甚是精闢，引《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提出《文史通義》史學理念與現代不同處。從余先生解釋中能知道，當時史學將「記注」與「撰述」分野，且「史學」注重的是「撰述」。「記注」的「整輯排比」、「參互搜討」對於資料收集及整理對照，在對於現代史學可是不小的功夫，由此角度又不禁使人發問「何謂歷史？」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又再次浮現腦海。
在讀余英時先生〈《國史大綱》發微──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時喚起了我許多記憶。
我想起的李淑珍老師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記得我還是大一時偶然聽李老師的講座，談這篇文章。當時的心情是相當感動的。今日想起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在快速重讀時，又再次莫名的感動。李老師在文中提到「『中國通史』寫作的出現，是二十世紀的特殊現象。」在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在章太炎、梁啟超的振臂一呼下，諸多史家響應了這樣的寫作活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生活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更何況還要在那時代撰寫長達三四千年的長篇史書。不管事資料的取得，或是撰寫之方法。這些史家是可敬的，當時被李老師的結語感動到，至今來看依然十分的動人。
Herbert Butterfield, History and Man's Attitude to Past, in Listener, 21 September, 1961: “But if the oriental student may gain hints from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Western student can never learn the profundity of the East. It is when we try to transcend our own circle of ideas, and see, standing side by side, the two great systems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the Western and the Chinese— that the basic issues become apparent.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tremendous preoccupation with history and tradition: yet two vastly different historical mentalities are involved, and two complicated systems (vastly different systems) of ideas.＂
杜先生的翻譯：
＜貨殖列傳＞已經討論過，部落格裡有上次之筆記，這次再讀仍然無法跳脫框架，因此這篇文章已其他角度切入，及檢討之前之論述為主，討論近日讀＜貨殖列傳＞之感悟。
太史公為什麼要寫＜貨殖列傳＞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以上為大部分的人對於《左氏春秋》「鄭伯克段于鄢」斷句，皆是「稱鄭伯，譏失教也。」現代通行的翻譯為「稱莊公為鄭伯，是譏諷他不教導弟弟。」此節錄《新譯古文觀止》，增訂五版，三民書局ｐ５ 然而我認為，此斷具有誤應為「稱鄭伯譏失教也」原因有二：其一，此處引書曰，便是引《春秋》，春秋皆是以（某國）（某爵位）來稱他國君，如：宋公、蔡侯、楚子等，而鄭國屬於伯爵國，因此稱鄭伯應該無褒貶義。其二，「謂之鄭志」並無法與前後相連，現有白話本通常將「謂之鄭志」與後一句「不言出奔，難之也」相連，相當突兀且不通順，「謂之鄭志」應當翻譯為「叫做(稱之為)鄭志」，以同為戰國時代所做之《中庸》為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以可以判斷「謂之鄭志」之前必有一具相關與之相聯，否則相當不通順，若以若是更正為我之斷句應為：「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一年前上大學前我讀完呂老師的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以整套三本書，我那時對這套書相當喜歡，認為學到許多的新觀念。最近呂老師又出了第四本，因此我先將我過去的心得做個簡單的整理。
「『歷史』是什麼？」問現代人，必然會得到「一段故事」、「一門枯燥的科目」、「一項不賺錢的技能」、「一個沒有用的知識」這類的答案。那難道讀歷史真的沒有用嗎？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自古被讚稱是治國之大本，唐太宗也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為什麼古代人都認為歷史有用呢？
貨殖列傳，為什麼要叫「貨殖」而不叫「商賈」，什麼是「貨值」呢？阮芝生先生的說法「貨物、財物的生」，如何將財貨變多，使經濟繁榮。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就能相當了解，這世界是通膨的世界，握有貨幣並不代表擁有財富，但若擁有黃金等保值的財貨就能代表財富，因此不叫「商賈」，而要強調「貨殖」，要讓國家經濟繁榮首先就要「貨殖」阿!
〈貨殖列傳〉究竟是在講什麼?
讀書 (2)
{{ article.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