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余英時先生文中提出幾個問題，諸子百家的興起做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研究應該要如何理解？他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如何連成一體？文章中以時代的變動與思想突破作為節，闡述中國文化的演進，文章分成四部分，講述四次的思想突破：一是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講述春秋戰國時第一次的哲學突破，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出現，「士」階層的起源與流變；二是個體自由與群體秩序，講述魏晉時期第二次的哲學突破，講述「士」階層的思想變化，由群體的概念轉變為個體自由意志；三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講述宋代時第三次的哲學突破，「士」階層的組成的改變，「士」與「民」的關係改變，由於科舉的發展「士」不再是特定的階層，「民」也能轉變為「士」；四是士商互動與覺民行道，講述明代王陽明所開啟的第四次的哲學突破，由於明代的「廷杖之刑」，使士不願繼承宋代「得君行道」的思想，變為「獨善其身」，因此強調「致良知」，也造成後來的「士商合流」。

我覺得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有些難懂，我看了許久才有些頭緒，這篇文章我用兩個角度去閱讀，一種是以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欣賞余先生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發現余先生的許多有趣的觀點；另種則是用我對於中國思想的了解，來看這篇文章，這種角度看到余先生對中國經典詮釋與我的不同甚至我認為其中有些謬誤，因此有些部分我不太能認同。除了余先生思想上與我詮釋的不同外，余先生有許多方面是我不及的，比方對宋明理學的了解，這方面我實在有所不足，因此看這篇文章非常吃力，也不太能了解余先生部分的想法。

首先余先生用「禮壞樂崩」講述六藝、王官之學的流入民間，「士」階層的崛起，然後諸子百家之學也就此出現。這種解釋是大多數人所認同的，禮壞樂崩，使「巫」不在能掌權，打破了政教合一的體系。過去我們國高中上課，往往就是背「封建瓦解，貴族沒落，平民崛起」一句話帶過，然後諸子百家就理所當然地出現。往往忽略了思想的轉變，影響政治替系、經濟型態、社會結構、宗教狀態等等導致變革。

然而另一方面余先生對這項觀點的舉例使用《莊子．天下》篇的詮釋，我不太能贊成，我認為余先生的詮釋是斷章取義的詮釋，我認為《莊子．天下》篇與思想史並無太大的關係：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褊，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聞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註1】

余先生將《莊子．天下》篇的耳、目、口、鼻，與《莊子．應帝王》篇「渾沌」鑿七竅的耳、目、口、鼻；並不能混為一談，原因有二，一是因為前後文的解釋，並不能把它用來使用相較起來，《莊子．天下》篇的耳、目、口、鼻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的不同功用，而非是道術的天下裂而分成百家，其次我認為所謂「道德不一，天下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應解釋為道家思想中的「一」，【註2】也就是公羊家思想中的「元」。【註3】

另外余先生將〈六藝略〉與〈諸子略〉做比較，余先生認為前者為道術未裂的局面，也就是王官之學，後者為道術裂，而產生的諸子學，這部分我有些不理解，如果是講六藝演變為諸子我覺得可以接受，但是余先生卻是以〈六藝略〉和諸子略區分，令我不太能理解的原因是六藝與〈六藝略〉我認為並不相同，因為〈六藝略〉除了六藝外，包含論語、孝經等等，儒家經典。

本文我覺得有些部分還蠻有趣，雖然一開始看很難理解，但看完後覺得，這篇文章的觀點相當有趣，余先生聚焦歷史事件和思想轉變互相影響，解釋為何思想會轉變，或為何會發生某歷史事件如就如余先生所分享的研究體驗：

　　第一，如果要抓住思想史上的大變動的基本面貌，我們必須具備一種整底的觀點，從分析一個時代在各方面的變動入手，然後層層綜合，歸宿思想領域。

　　第二，由於觀念價值在中國史上是由「士」這一階層產明（articulate）和界定（define）的，我們必須深入探究「士」的社會文化身分的變化，然後才能真正理解他們所開創的新觀念和新價值。……

　　第三，與其他文明做大體比較確實大有助於闡明中國「哲學突破」的性質。

這可以看出余先生的史學方法，並且更能了解余先生如何研究「士」階層與哲學突破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