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在司馬光《進書表》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對《資治通鑑》的斷代「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然而春秋與戰國的時間斷點是一直以來沒有絕對時間點的。可大致分為三種論述。有以周王的更替為斷點，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元王上任)，甚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有以《春秋》終點為斷點又可分三種，《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或《左氏傳》的結束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甚至是孔子去世的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後則以戰國起始，而「戰國」一詞出處《戰國策》所載乃起周貞定王（公元前453年）的三家滅智，或三家分晉的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資治通鑑》便是使用最後一個觀點，以三家分晉為戰國之開始。雖是以這樣解釋，但不足以說明為何司馬光不以更早時間點做為《資治通鑑》的開始。再從《進書表》中探究司馬光之作意。其書的目的「欲删削宂長」並且「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由此便能解釋其開端用三家分晉。其一，欲删削宂長，「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因此其開端至少要覆蓋漢代。其二，三家分晉為周王權衰弱、周禮崩壞的象徵，乃國家盛衰。其三，我臆測司馬光想繼《春秋》，故以戰國為起始，以「春秋筆法」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