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講到宋代除了我們印象的貧弱、壟官、重文輕武外，很難想像宋代的成就，尤其在「禮」上的成就。

陳芳妹教授在其書《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中，便闡述「在劉敞、歐陽修、蘇軾、呂大臨等人的參與下，士大夫之間出現了收藏、研究鼎彞之器的風氣，並在徽宗朝「隆禮作樂」的推動下，形成官、民之間仿製古器的風潮。」王國維也表示過：「漢代孔子壁中書出，而有古文經之學；宋代古器物出，而有金石學。」宋代一改過去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開始專注關注於禮器研究，而「禮」在這時代更成為了幾乎髓有著名人物的職業，除了上述的歐陽修、蘇軾，李清照夫婦更是《金石錄》的作者。

司馬光在宋朝政治史上扮演著守舊派，對於熙寧變法抱持反對。司馬光亦沒缺席這個「禮」學的探尋。卷一內的兩段「臣光曰」便是談「禮」及「名分」，司馬光生於一個對「禮」熱情的時代，自然其思想也被其所引響。

魏濤教授更是透過宋代學者衛湜的《禮記集說》輯佚司馬光《《大學》廣義》張載《禮記說》，另外楊治平老師〈宋代理學「禮即是理」觀念的形成背景〉亦文中雖只提到張載，但以魏濤老師的研究成果，將司馬光與張載之關聯，司馬光的確無形的影響後世「禮」學者的思想。

雖然司馬光對於禮學的認識並非像當時所流行的金石研究，而是較像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對於《〈大學〉廣義》，而的二段的「臣光曰」便可見一斑。言聖人、君子、愚人、小人，討論正直中和，從此可知，其對《大學》、《中庸》有相當的了解。

綜述之，可以發現司馬光有相當守舊的思想，不管是對禮的執著，甚至其研究方法，亦是漢唐所流行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