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在讀余英時先生〈《國史大綱》發微──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時喚起了我許多記憶。

　　我想起的李淑珍老師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記得我還是大一時偶然聽李老師的講座，談這篇文章。當時的心情是相當感動的。今日想起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在快速重讀時，又再次莫名的感動。李老師在文中提到「『中國通史』寫作的出現，是二十世紀的特殊現象。」在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在章太炎、梁啟超的振臂一呼下，諸多史家響應了這樣的寫作活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生活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更何況還要在那時代撰寫長達三四千年的長篇史書。不管事資料的取得，或是撰寫之方法。這些史家是可敬的，當時被李老師的結語感動到，至今來看依然十分的動人。

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所言：人需要歷史以獲得自我了解(包括『小我』與『大我』)，可是一切理解都無法逃脫無常。我們尋得的意義，也必然有其歷史性的限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是『生命畫廊』或『國家史詩』，都是史家企圖克服『無常』的嘗試。結果也許終歸失敗，但是這些『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事業，已經見證了人面對巨大無情的力量的奮鬥。那麼，史學工作本身，也就已經是一種生命教育。

    當然在那個時代中國的國史論述都抱有著自己的立場及觀點，不論是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也許都有對抗帝國主義的味道，也許都擁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對時代有所期望。也有些缺點如李老師所說：「肯定軍事擴張，維護特定階級利益，漠視少數民族，而且通常忽略女性。」現代回頭來看，的確是個圈點，尤其立場的不客觀，在現代史學，或當時所流行的蘭克史學是不允許的。

    也就是這樣複雜的時代，也許就是有這些缺失，這些前人所留下的「中國通史」才會如此迷人，值得使後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