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孓的史學神域

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分為二部分。一是內在結構，二是外在影響。余先生將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與呂思勉先生《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等著作相比，以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所提「圓而神」的「撰述」與「方以智」的「記注」。

余先生對《文史通義》〈書教〉解析甚是精闢，引《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提出《文史通義》史學理念與現代不同處。從余先生解釋中能知道，當時史學將「記注」與「撰述」分野，且「史學」注重的是「撰述」。「記注」的「整輯排比」、「參互搜討」對於資料收集及整理對照，在對於現代史學可是不小的功夫，由此角度又不禁使人發問「何謂歷史？」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又再次浮現腦海。

     之前閱讀John H. Arnold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其中提到「歷史」及「歷史編纂」的不同，現代史學受到西方引響，編纂成為史學的課題。尤其十九世紀被譽為「近代史學之父」的利奧波德·馮·蘭克出現，開始強調一手材料與證據，從此史家開始關注史學的「科學性」及「客觀性」，「整輯排比」與「參互搜討」成為了史學的重要環節。尤其現代史學強調詳引出處，學術圈也譴責抄襲行為，這樣的功夫更甚，註腳的使用及參考書目的增列，都成為論文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雖然余先生的學識實在令人敬佩，但是其對於老師錢賓四先生的論述實在是太過偏袒。《國史大綱》固然是史學名著，然從文章中余先生對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徧檢。」解讀，可見其偏袒處，認為此乃陳寅恪之謙詞，意謂所引是陳先生不熟悉或未見過的材料，顯示錢先生運用史料之廣博和深入表示欽佩，並言非對「未詳出處」無任何不滿。這樣的解讀實在太過，文中提到「錢先生僅取其字面涵義，也引為憾事。」錢先生都引為憾事，何來深層涵義。甚至錢先生在《師友雜憶》回憶一九三七年底，從北京逃難到湖南的過程裡提到「惜《國史大綱》為求簡要，所鈔材料多不注明出處，後遂無可記憶矣！」由此可知，錢先生自己是知道材料多不注明出處的，又要從何辯駁？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認《國史大綱》在「撰述」上的成就，尤其在二十世紀紛亂的年代，產出一本國史巨作可謂相當不容易。國史大綱所提出的論點及史學方法是值得考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