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美國我們會想到什麼？「先進的國家」、「自由的國度」、「世界秩序的維護者」？這是我們多數人對於美國的想像，也就是實質意義的「美國夢」。然而，在布萊恩‧史蒂文森先生（Bryan Stevenson）的筆下卻是滿滿的控訴，控訴美國司法的不公、控訴著美國對於種族的歧視、控訴著性別的不平等．．．．．．。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也許已經無法瞭解二十世紀的世界，前幾日看到一篇文提到「臺灣的民主是近三十年才形成的。」我看到時是多麼驚訝，出生於1998年的我來說，二十世紀是多麼的遙遠，儘管我是二十世紀出生的。我就算讀了歷史系四年，歷史與時間的距離，總是說不清楚，我實在難以想像那不民主的社會是離我們如此的近。而《不完美的正義：司法審判中的苦難與救贖》一書更打破了我心中那「美國夢」，也許，「美國夢」仍是那已長眠五十幾年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一場美夢罷了。全美國有230萬的人口被關在監獄中，有700萬人緩刑及假釋中，近1000萬的犯罪人口，18-30歲的黑人男子有三分之一在拘留所、監獄，或是假釋中，在大城市的年輕人更又一半的有色人種有犯罪前科。
何謂「序」？過去我甚少會讀序，認為「序」不外乎是推銷該書本，過去我都是跳過的。然而我們在讀《史記》時卻要從最後一章的〈太史公自序〉讀起，撰寫文章時要寫〈緒論〉。「序」不論在古今都成為書中必要出現的一環。前陣子對於「序」我將其解釋為作者寫（譯）該書過程的自傳，從寫作到出版的過程。不管「序」的寫作目的為何，我想不管是否為推銷，仍有可讀之處。遠流出版的《一九八四》有三篇序，分別是遠流經典文學新譯系列的總序、推薦序及譯者序三篇。三篇序以不同角度、形式介紹《一九八四》及翻譯著作。
其中總序〈聽見譯者的聲音〉最長也最為有趣，作者賴慈芸開頭便問讀者：「世界文學經典的全譯本有可能有諸多版本，我們會如何選擇？是比較封面、印刷字體（大小）、推薦者、出版社名聲、出版年代、還是譯者？」文中將譯者比喻為演奏家，一首曲子雖然作曲家決定了音符和節奏，但是聽眾卻聽的是演奏家的詮釋。作者決定了故事的內容，而把故事說出來卻是譯者。又引了村上春樹的話：翻譯有「賞味期限」，翻譯作品像是建築，三十年該翻修，五十年該重建。語言不斷在改變，時髦與言會過時，新奇語法會變得平常，因此每個時代都需新的譯本。總序說明了該系列書籍重新翻譯的重要性，我想此是不可否認的，前者撰述的譯者重要性，以演奏家比喻相當有趣且合理，以最簡單且具說服力的方式說明了譯者與文本之關係。愛德華·卡耳(Edward.H.Carr)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就是最好之例子，現在市面上江政寬譯本與王任光先生譯本可謂相差甚大，這之後還可以講。
對於秦亡六國統一天下的原因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闡述，尤其在宋代更甚。三蘇父子就各寫了一篇〈六國論〉，另外何去非議寫過一篇。其中最為著名者，就是蘇洵的，蘇洵認為秦能亡六國的最大的原因是「賂秦」說，而其子蘇轍都也寫了〈六國論〉其中蘇軾提到「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秦國的矛頭都指向了魏、韓，而魏、韓單方面的阻擋。蘇軾則對用人著墨，其論點與司馬光似，尤對於客卿之論述。
蘇轍〈六國論〉言「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此與司馬光有志一同，然而在春秋人人稱王的時代，六國不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也已經無封建宗法之約束，個諸侯無附庸關係，肉若強食各懷鬼胎，自然盟約容易破滅。
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分為二部分。一是內在結構，二是外在影響。余先生將錢賓四先生《國史大綱》與呂思勉先生《中國通史》、《白話本國史》等著作相比，以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中所提「圓而神」的「撰述」與「方以智」的「記注」。
余先生對《文史通義》〈書教〉解析甚是精闢，引《文史通義》〈浙東學術〉「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提出《文史通義》史學理念與現代不同處。從余先生解釋中能知道，當時史學將「記注」與「撰述」分野，且「史學」注重的是「撰述」。「記注」的「整輯排比」、「參互搜討」對於資料收集及整理對照，在對於現代史學可是不小的功夫，由此角度又不禁使人發問「何謂歷史？」一個老掉牙的問題，又再次浮現腦海。
司馬光在卷六引用揚雄《法言》三次，分別是回答了『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非憂說之不合，非邪？』等問題，這些問題皆是針對人物的批評。
揚雄對這些文題進行了回答分別批評戰國四君子「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呂不韋「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此二是對權臣的批評。司馬光引用揚雄的論點，也許是對揚雄的贊同，也許是司馬光對當時代的批評。
余英時先生文中提出幾個問題，諸子百家的興起做為一個劃時代的歷史現象研究應該要如何理解？他和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大變動又是如何連成一體？文章中以時代的變動與思想突破作為節，闡述中國文化的演進，文章分成四部分，講述四次的思想突破：一是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講述春秋戰國時第一次的哲學突破，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出現，「士」階層的起源與流變；二是個體自由與群體秩序，講述魏晉時期第二次的哲學突破，講述「士」階層的思想變化，由群體的概念轉變為個體自由意志；三是回向三代與同治天下，講述宋代時第三次的哲學突破，「士」階層的組成的改變，「士」與「民」的關係改變，由於科舉的發展「士」不再是特定的階層，「民」也能轉變為「士」；四是士商互動與覺民行道，講述明代王陽明所開啟的第四次的哲學突破，由於明代的「廷杖之刑」，使士不願繼承宋代「得君行道」的思想，變為「獨善其身」，因此強調「致良知」，也造成後來的「士商合流」。
我覺得余英時先生的這篇文章有些難懂，我看了許久才有些頭緒，這篇文章我用兩個角度去閱讀，一種是以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欣賞余先生對於思想史的研究，可以發現余先生的許多有趣的觀點；另種則是用我對於中國思想的了解，來看這篇文章，這種角度看到余先生對中國經典詮釋與我的不同甚至我認為其中有些謬誤，因此有些部分我不太能認同。除了余先生思想上與我詮釋的不同外，余先生有許多方面是我不及的，比方對宋明理學的了解，這方面我實在有所不足，因此看這篇文章非常吃力，也不太能了解余先生部分的想法。
講到宋代除了我們印象的貧弱、壟官、重文輕武外，很難想像宋代的成就，尤其在「禮」上的成就。
陳芳妹教授在其書《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中，便闡述「在劉敞、歐陽修、蘇軾、呂大臨等人的參與下，士大夫之間出現了收藏、研究鼎彞之器的風氣，並在徽宗朝「隆禮作樂」的推動下，形成官、民之間仿製古器的風潮。」王國維也表示過：「漢代孔子壁中書出，而有古文經之學；宋代古器物出，而有金石學。」宋代一改過去漢唐以來經學家注疏以來的傳統，開始專注關注於禮器研究，而「禮」在這時代更成為了幾乎髓有著名人物的職業，除了上述的歐陽修、蘇軾，李清照夫婦更是《金石錄》的作者。
在司馬光《進書表》中，可以看出司馬光對《資治通鑑》的斷代「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然而春秋與戰國的時間斷點是一直以來沒有絕對時間點的。可大致分為三種論述。有以周王的更替為斷點，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47年)或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周元王上任)，甚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有以《春秋》終點為斷點又可分三種，《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獲麟，或《左氏傳》的結束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甚至是孔子去世的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後則以戰國起始，而「戰國」一詞出處《戰國策》所載乃起周貞定王（公元前453年）的三家滅智，或三家分晉的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資治通鑑》便是使用最後一個觀點，以三家分晉為戰國之開始。雖是以這樣解釋，但不足以說明為何司馬光不以更早時間點做為《資治通鑑》的開始。再從《進書表》中探究司馬光之作意。其書的目的「欲删削宂長」並且「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由此便能解釋其開端用三家分晉。其一，欲删削宂長，「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因此其開端至少要覆蓋漢代。其二，三家分晉為周王權衰弱、周禮崩壞的象徵，乃國家盛衰。其三，我臆測司馬光想繼《春秋》，故以戰國為起始，以「春秋筆法」達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
在讀余英時先生〈《國史大綱》發微── 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時喚起了我許多記憶。
我想起的李淑珍老師的論文〈二十世紀“中國通史”寫作的創造與轉化〉。記得我還是大一時偶然聽李老師的講座，談這篇文章。當時的心情是相當感動的。今日想起雖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是在快速重讀時，又再次莫名的感動。李老師在文中提到「『中國通史』寫作的出現，是二十世紀的特殊現象。」在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在章太炎、梁啟超的振臂一呼下，諸多史家響應了這樣的寫作活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生活已經是不容易的了，更何況還要在那時代撰寫長達三四千年的長篇史書。不管事資料的取得，或是撰寫之方法。這些史家是可敬的，當時被李老師的結語感動到，至今來看依然十分的動人。
很少人會討論「何謂哲學？」、「何謂中文？」，「何謂歷史？」卻吸引著大家討論。我想就是因為「何謂歷史？」特別使人迷惑吧?
我相當喜歡討論歷史理論，而現在我是不得不討論。近期在找研究題材，才發現「何謂歷史？」的重要性。最近找題目，深怕研究的題目變為中文系或哲學系的範疇。尤思想使更甚，研究上古、中古思想，容易做文字上解讀，而走向近似中文系；研究近代、現代思想，容易對思想詮釋比較，研究近似哲學系。
讀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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